“单位”作为一个极具拓展性与复杂性的概念，其问题意识源于中国特有的制度实践。传统单位研究侧重于“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的权威关系，忽略了“单位人”的独特行动策略；传统产权研究主要关注企业产权制度对组织绩效的激励机制，对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等精英群体以外的普通人缺乏必要关注。王庆明《产权界定的社会逻辑：中国国企产权变革进程的社会学分析》一书，将单位研究和产权研究结合起来，将社会成本、身份等级、关系网络和社会认知等变量引入产权分析之中，提出“产权界定的社会逻辑”这一解释框架。该框架强调，单位制企业的产权是嵌入到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其产权变革是企业组织所有权置换和企业职工身份置换的“双向过程”。通过单位人口述史，王庆明揭示了产权话语的嬗变，主张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特别是“普通工人”带回产权分析的中心。本文在评述单位研究基础上，从单位研究与产权研究融合的视角探讨如何将“单位人”带回产权分析的中心。
城市活力是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持久繁荣的重要标尺，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核心特质与不竭源泉。既有城市活力研究多聚焦要素测度与变量关联分析，对深层驱动逻辑及非线性耦合机制揭示不足。本文创新性提出“城市活力基因”分析范畴，将其界定为深植于城市地理禀赋、历史文脉与制度结构中，塑造活力形态与演进方向的深层驱动因子。以广州为案例，构建世界性—现代性—人民性三维分析框架，开展三维耦合实证研究，揭示“世界性孕育现代性、现代性保障人民性、人民性支撑世界性”的内生耦合机制与正反馈循环路径。研究发现，广州城市活力基因的三大维度各成体系且深度联动，共同构成驱动“老城市新活力”的本质力量。城市活力基因理论及其三维耦合框架，为阐释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内生动力、培育超特大城市活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作为低空经济飞行活动的重要载体，无人机凭借灵活高效、多维感知的优势，正逐步成为推动城市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手段。本文基于“发展现状—风险挑战—应对策略”的逻辑思路，结合无人机在城市治理中的典型案例与前沿实践，系统梳理其在公共安全防控、应急响应处置、环境动态监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深入剖析无人机赋能城市治理的多维价值和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的破解路径。研究发现，无人机在深度应用于城市治理领域的过程中，仍面临技术与管理协同不足、隐私数据泄露、监管机制相对滞后、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等风险挑战。为此，本文提出构建“三位一体”协同治理体系、强化安全治理与隐私保护能力等系统性应对策略，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规划师制度全面推进的背景下，高校乡村规划教育面临知识生产与在地需求脱节、技术理性与乡土理性割裂、产教融合停留在浅层服务等结构性难题。本文立足中山大学在云南省凤庆县的乡村规划实践教育，秉承城乡规划专业理念，以共同缔造工作坊为核心方法，系统回应校地知识共生、复合型人才培养、规划落地效能提升三大关键命题。研究将共同缔造理念深度嵌入规划教育全流程，构建校地共生的知识共同生产机制，推动产教融合从单向知识输出转向双向互构；通过“三个融合”打造复合型乡村规划人才培养体系，有效调和技术理性与乡土理性的内在张力。实践表明，共同缔造不仅是基层治理方法，更成为破解高校实践教育困境、衔接专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键理论载体，为高校教育响应国家战略、提升人才培养实效提供了可借鉴范式与理论支撑。
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存量土地开发政策工具的效能是破解超大城市空间资源紧约束的关键。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针对土地整备在产权重构、利益分配、空间再生产等方面的核心特征，对经典的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框架进行本土化重构，构建了包含基础供给型、权益调节型与市场激励型工具的分析谱系，并结合“规划编制—审批流程—项目管理”全周期阶段，形成二维分析矩阵。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深圳市2016—2025年间12项核心土地整备政策文本进行系统编码与量化评估(共347个有效分析单元)。研究发现：(1)政策工具结构呈现非均衡特征，权益调节型工具占比显著，体现了较强的行政规制路径，而市场激励型工具占比相对较低；(2)工具配置的阶段性特征明显，规划阶段侧重于规则设定，审批阶段程序性工具集中，管理阶段则偏重事后补偿；(3)工具间协同互补机制有待加强，影响整体效能发挥。上述特征揭示了治理转型过程中政策工具优化的重点与方向。据此，本研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土地整备向多元共治范式转型、提升高密度城市存量空间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西方街头官僚理论将空间视为既定的治理对象，难以解释中国城市治理中通过空间供给化解街面秩序难题的独特经验。针对存量时代超大城市规划与治理的协同困境，本研究提出“空间服务”治理范式，以上海市杨浦区为实证案例，探讨规划前置介入治理现场的技术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规划前置通过知识分工、行动分工、时间分工和价值分工四重机制，推动空间从治理的既定对象和背景转为要素和资源，实现从“街头裁量”到“空间服务”的城市界面治理范式转换。这一范式将“街头官僚”从空间供给短缺引发的结构性困境中解放，使其自由裁量权聚焦于真正需要人情判断的复杂情境，在算法效率与人性温暖之间构建起动态平衡机制。本文通过与街头官僚理论的深度对话，打破既有理论对空间的静态认知，为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创新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在技术和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城市低空飞行活动日益频繁，加强城市低空安全治理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低空安全治理的多维度发展态势及差异化建设情况进行探讨。立足于城市低空经济安全高效运行的治理目标，为识别低空飞行技术安全、低空数据与隐私安全、多体系跨域协同治理等需求，重点分析城市低空安全治理在制度保障、技术系统、协同机制、服务供给以及数据治理五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及其深层成因。最后，针对城市低空安全防控与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以法治化监管为基础、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为核心、以协同化治理为支撑、以精准化服务为配套、以数据治理为牵引的“五位一体”优化路径。
产城融合是推动城市发展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城市产业社区则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超大产业社区因辖区范围广、管理人口多、社情民意复杂，往往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基层治理难题，做好这类社区的治理优化，成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 “嵌入的自主性” 理论，以广州市Z区A超大产业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探究统协型居委会的生成机制与简约治理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治理重心下沉的时代背景下，由社区居委会主导的内外部双统协治理模式，主要依托市场监督关系的内在驱动、治理共同体的互嵌协作与党建引领下的互惠共生三大机制形成。该模式通过整合扁平化组织结构的“统”之规则与资源集聚协作的“协”之规则，实现了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治理成本的简约化，为基层治理组织履行积极有为的治理职能奠定了基础。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也为超大产业社区的简约治理提供了实践参考。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其商业秩序历经时代变迁、港口迁移与战乱冲击而长期延续，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经济韧性的典型样本。本文以“城市商业空间的文化层累”为分析视角，从空间基底、制度沿袭、组织承接、信仰整合四重维度，揭示广州商业秩序跨代延续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广州商业秩序的连续性并非依赖单一制度或群体，而是前代积淀的空间格局、海贸治理、商人组织与信仰资源在长时段中不断嵌合、转化与重组的结果。文化并非经济活动的附属现象，而是通过物质空间、治理惯例、社会网络与伦理信仰深度嵌入经济运行，成为秩序维系的重要支撑。本文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框架，阐释文化与经济秩序的互动逻辑，为理解老城市新活力的历史根脉提供学术参考。
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当前词元(token)商业定价模式存在价值与劳动脱钩、定价不透明等缺陷，对我国数字主权与经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将算力驱动的“智能劳动”作为价值源泉，开展中国特色算力价值理论的范式探索与体系构建。研究提出两个原创性概念：一是“有效推理步数(ERS)”，即智能劳动的具体化物理轨迹，通过构建五层级的度量体系实现对智能劳动的精细化测度；二是“智元(ZY)”，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智能时代的标准化新形态，作为锚定ERS的算力价值凭证并通过多因素动态锚定机制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本研究探索劳动价值论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理论延伸与创新，期望能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智能劳动价值测度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学理视角；实践意义在于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以及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提供可操作制度工具，为构建公平、透明、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